大清怎么印出“十年繁荣”

淘金

     这是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今天重新整理贴出来。
     很多人会认为清朝灭亡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破败”的，事实相反，外表看起来非常强大，正处在“十年繁荣时期”，大清的灭亡不仅让清朝人、也让世界跌碎了眼镜。
    甲午海战后，大清开始又进入了新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典型标志就是1901年慈禧颁布了新政。天朝的事情，对与错往往不重要，对自己的权力有利的，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特色厚黑学）。戊戌变法的时候，慈禧是保守派，因为变法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对变法措施严厉打击，此时，戊戌变法的做法必须是错的。结果，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六君子就只能被牺牲。当慈禧的权力稳固之后，将戊戌变法的内容改头换面，换个马甲变成慈禧新政颁布了出来，此时就是对的，因为可以彰显老佛爷的英明。结果，形成大清最后的“十年繁荣”。
“繁荣”的结果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清进入了博物馆。所以，对中国封建史上的“盛世”，您可要戴一副高倍数眼镜去观察，否则就会被忽悠。乾隆盛世中的“盛世”，应该属于乾隆自己，对外很牛、自己更牛。但是，随着乾隆“盛世”不断持续，社会再也不像雍正时期那么稳定，从乾隆中期开始，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后期更爆发波及数省的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等等，天朝的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不会饿死一般不会起义，密集起义的原因也就清楚了，也就知道乾隆“盛世”内在的含义。从种种迹象来看，仁宣之治、万历中兴（万历前期）更属于百姓的盛世，此时的万历皇帝和宣宗皇帝都牛不起来，这样的记载有很多，比如：万历皇帝连立太子这样的“家事”都不能自作主张。但是，明在前，清在后，你的历史我来捏泥人，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样子。
回到正文， 既然甲午海战之后大清“繁荣”了（有点好笑，从没听说一个国家对外惨败，倒开启了“繁荣”，这是历史上的特色吧，也更能清楚地认识天朝历史），就要加强武备。甲午海战惨败后，大清现代海军几乎消失。但战败后的次年，就开始了重建之路。到1897年，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的到达，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均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也全数到达，大清海军似乎重现了昔日“雄风”。
1895年，大清开始编练陆军新军，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主要装备的都是洋枪洋炮。
如此大规模的增加武备，再加上慈禧等贵族的奢侈，还要赔偿巨额的战败赔款，财政支出可想而知。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繁荣”，武备强大，让大清再次展现雄风。

可是，大清的“繁荣“在财政上得不到证实。对外战争不断战败，大量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需要赔偿3亿两以上。按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以前，清朝一直是财政盈余，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尚结余760万两白银。甲午海战是清朝财政的分水岭，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都是如此。
经济“繁荣”，武备加强，巨额赔款，自己兜里没钱，这戏法是怎么变出来的？

清朝实行银本位，银子肯定印不出来，但戏法还是可以变的。
        当今的新兴国家，都有办法“印”美元，当然，在耶伦的眼皮子底下，估计还没多少人敢用印钞机来印（只有金三够牛气）。办法是用本币在本国收购黄金，然后到国际市场上抛售，美元也就“印”出来了。原因在于，黄金在全世界的普遍接受性（这是建立货币信用的最基本方式）超过美元，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这种“印”美元的办法就不成立（这或许是希望研究金融的人士最需要研究的一句话）。清朝在印“美元”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办法，做到了印钱机制的创新。
       随着大清不断战败赔款，银子不断外流，大清的土地上白银越来越少，钱也就少了。没关系，大清可以“印钱”，用铜来代替就是了，钱也就“印”出来了。
前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年代是宣统三年（1911年，当时的皇帝是溥仪，这位老人家有些不幸，只当了三年皇帝，所以，宣统三年就是大清最后一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折合两文多，不到三文）。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以前也有铜钱作为货币，但技术进步帮助了大清，因为此时，大清可以使用机器大量、快速地制造铜元。这种铜元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刚好伴随的是大清的“十年繁荣”，大清走上了发财之路。
钱多了，自然就“繁荣”了，估计看到这一课，凯恩斯先生也会郁闷，慈禧女士是自己的导师啊。
大清在发财的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不断创新。我们知道一件事，贵金属铸币的铸造与发行都是有成本的。用铜当钱，也一样。铜矿开采和冶炼、钱币铸造都需要成本，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基本对应。老老实实铸造铜钱，即便用机器铸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既然实现不了厚利，还是无法解决大清的财政问题，因为仅仅赔款，就是天文数目。
大清有办法，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这是典型的铸币税），大清的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购买洋枪洋炮也需要真金白银，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境内虚钱，加上银票铜票大规模流通，大清成为真正的土豪，咱永不缺钱！
境内不需要流通真实白银之后，存量白银完全应对对外需求，购买军舰不在话下。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咱确实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此时，大清可以展示繁荣与强大（对外有充足的购买力加强军备），以致大清公司关门歇业的时候，洋鬼子都惊讶。

理论已经完备，但实施是需要细节的。
其一，必须管制兑换。如果境内每个人都用银票铜票和虚钱兑换白银，慈禧老佛爷需要马上破产。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都相当于实物金银，因为他们实行的是金本位），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铜票、铜钱，相当于真钱归我，假钱归你，然后你用这些假钱去懵奴才们。
其二，国际收支问题。任何时候都有出口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不断印新“钱”，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折合成实物白银的成本就很高。可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真实的白银标价的（当时国际上普遍实行金本位），产品就出不去了，没有了外汇（真金白银）收入，最终清朝对外的偿付能力就会枯竭，繁荣与强盛的把戏就会被洋鬼子看穿。此时必须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以茶叶为例：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一箱，按当时的国际汇率折合800两白银，可是，清朝茶叶商人的成本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个成本自然是以清朝印的“铜钱、银票铜票”折算出来的），他估计得卖1100两才行。此时，清朝出马，100英镑归我（得到800两真实的白银），我给你相当于1100两白银的银票（铜票），生意就做成了。财政对出口补贴了300两，市场中也多了300两银票，无形中征收了300两的铸币税。英国商人、出口商人、大清政府皆大欢喜，奴才们为了炒房炒股，更喜欢放水，也高兴，最终，普天之下都满意了。
看来，奴才们（这应该属于大清百姓的专用称呼）是喜欢被拔毛的（抽取铸币税），这种情形下，不拔白不拔，即便为了让奴才们舒服也要拔。
可长期印“假钱”解决问题，就带来通货膨胀，奴才们最终还是会过不下去，但是，这没所谓，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经济蒸蒸日上，拥有用雄厚财力武装起来的、先进的陆军和海军，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大清在1911年垮台，甚至连外国人都吃惊，这天地变化的也太快。
1910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人紧急上奏朝廷救市。财政有的只是假钱（印出来的票据等），没有真钱（白银），如果继续印假钱，这是不行的，因为股市的交割需要货真价实的白银。此时，大清抓瞎了，戏法面临变不下去的危险。大清开始动“拳头”，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大量真金白银的建设资金也就归了大清，真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收归国有呢？当然不是拿真钱出来收购（这就没意义了），而是发行国家股票（和银票铜票的含义类似）给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人。这样，既掌握了铁路权，又几乎没成本，又一下将那些修建铁路的真金白银弄到了手。但投资人不傻，您拿“纸”（股权证）换我的真金白银还不算，还将路权也拿走，和抢劫有什么不同？于是，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厉害。四川告急，大清抽调湖北新军入川维稳，武汉空虚，武昌阴差阳错也爆发起义，一个几乎全球最有“钱”、军力空前强大的大清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假钱”催出来的繁荣也灰飞烟灭。
大清的“十年繁荣”是以牺牲底层为代价而强行展示的，仅仅属于皇帝和王公贵族，是以通过铸币税的方式强行搜刮底层为支撑的。看起来爆发护路运动是偶然事件，实质上是必然事件，当底层被搜刮到难以生存的时候，就有“偶然事件”必然发生（尤其是局部动乱）。不要只看到护路运动，这根本不重要。
偶然想起，大清的时代，还没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发明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汇，如果有，按虚钱与实物白银的兑换价（虽然慈禧老佛爷不会准许），大清可以庄严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宣布：咱的奴才们个个都属于中产阶级。
清史学家们不断吹嘘大清的乾隆盛世、洋务运动、十年繁荣，未来估计有可能会将甲午战败、鸦片战争吹成甲午辉煌、鸦片“崛起”（反正成本只需一支笔），等等，故有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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