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看待“刺死辱母者”

淘金

  古人如何看待“刺死辱母者”者

      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2016年4月14日，11名催债人将苏银霞和儿子于欢控制，百般侮辱。“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报警后，民警到场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法院判于欢无期徒刑。



先看古人如何看待“刺死辱母者”，再表明我个人的态度。

  在武则天当政时代，出了这样一件事情“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大意是，同州下邽人有一个叫徐元庆的人，他的父亲被县吏赵师韫杀害，（为报父仇，元庆卖身为奴）最终亲手杀死了县令，然后捆起自己，投案自首。

   初唐大诗人陈子昂（当时的职位大概是右拾遗），看到这个案子后，写了《复仇议状》。

    陈子昂首先高度肯定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他说：“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明罚，所以齐政也。夫枕干雠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政之纲。然则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故圣人修礼理内，饬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不作，廉耻以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大意是说，先王制订礼义制度，是用来约束人促使其上进的；严明刑罚是用来整顿政治的。枕着兵器，伺机为父母报仇，是身为人子女的孝道。诛杀恶人，防止作乱，是帝王治天下的政纲。这样，没有孝义就不能教育人民，政纲混乱就不能严明法纪。因此，圣人制订礼制，治理内政，整饬法令，约束人们的行为，使这些掌管法制的人不因礼义而废弃刑律，遵守礼制的人不因法规而妨害礼义，这样做以后，暴乱才会不发生，廉洁知耻之风就能兴起，天下就按正道顺利发展了。



那么，徐元庆为父报仇，虽然是行孝道，但毕竟杀了人，怎么办呢？

   
    陈子昂写道：“然按之国章，杀人者死，则国家画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庆宜伏辜。又按《礼》经，父雠不同天，亦国家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不宜诛。然臣闻在古，刑之所生，本以遏乱。仁之所利，盖以崇德。今元庆报父之仇，意非乱也；行子之道，义能仁也。仁而无利，与乱同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元庆之可宥，显于此矣。然而邪由正生，理心乱作。昔礼防至密，其弊不胜；先王所以明刑，本实由此。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谨议。”


    这段话太长，我捡主要的说，大意是说，徐元庆杀了人，依法应当被处死，因为法律的执行不能因人而异。否则，“人必有子，子必有亲”，因对亲人的爱而互相仇视，冤冤相报，造成的混乱后果，将难以补救。但是，根据《礼》经，父仇不共戴天，国家也在勉励人们尽孝，徐元庆就不应被处死。

    于是问题来了，因孝义而妨害法律，是仁德的人不能做的，而如果用公法迁就私情，王道就不能施行。

    那怎么办呢？

    陈子昂建议：严格执法，依法刑律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他的美好节操。陈子昂还建议把这个案件载入国家法律文书，永远作为国家法典。

    陈子昂的建议，看起来似乎两全其美，既维护了法律的刚性，又鼓励了孝义，还能避免人们因受错误引导而“亲亲相雠”。

大才子陈子昂的建议，却遭到唐朝一个大V的猛烈抨击。

    这人来头很大，名叫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著名的绝句曾经让我满含热泪。

   读了陈子昂写的《复仇议状》，柳宗元气不打一处来，针锋相对，写了一篇堪称经典之作的《驳复仇议》。

    柳宗元写道：“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建议纯属胡扯。如果说不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绝不能赦免。因为刑法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如果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只是采取的方式则不同罢了。表彰和处死怎么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呢？处死可以表彰的人，叫乱杀，是滥用刑法。表彰应当处死的人，是过失，是严重破坏礼制。如果用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将之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找不到方向了，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该怎样做了，以此作为法则行吗？

  柳宗元的观点旗帜鲜明。

接着，柳宗元说：“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柳宗元这段话写得非常厉害。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赵师韫出于个人私怨杀他，显摆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却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此事，上下互相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忍辱负重，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将这看作是合乎礼制的行为，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虽死无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柳宗元接着说：“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就不是冤杀，犯法就该被杀。法律不可以仇视，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柳宗元最后开始亮出自己的观点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柳宗元尖锐地指出：徐元庆不忘父仇，是孝的表现；徐元庆不怕死，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指陈子昂）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篇幅原因，柳宗元的文章我未全文引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文】


看完陈子昂与柳宗元两位大家的观点，我想对那些在“刺死辱母者”案中和稀泥的人表明我的态度：

    在母亲遭受极端侮辱的情况下，于欢奋勇杀恶人，是大孝，在任何朝代，都是被弘扬的。在杜志浩等人当着儿子的面，对母亲极尽侮辱的时候，于欢以刀刺杀，阻止更多的歹徒模仿杜志浩作恶，阻止恶的蔓延，是捍卫正义，是大勇。于欢在遭受凌辱的时候，刺杀歹徒，对社会上更多的歹徒构成强大威慑，让恶人知道，善良者逼急了也会奋起反抗，必然造成更多的恶人心存忌惮，从而停止或减少作恶。因此，于欢的行为，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弘扬正义，传播正能量和中国梦，具有积极的意义。被刺后杜志浩还能“自行驾车就医”，可见，其死非于欢直接造成，于欢属于正当防卫，见义勇为，无罪，且应被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