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州中新工业园区不会一下雨就开启看海模式 良心工程铸就了今日的基础 | 苏...

淘金

权力部门对于经济的主导权将在很长时间内延续，精英治理非常重要。

2016年11月15号到17号三天，苏州参观企业，实地调查当地的经济情况。从本周一开始，每周一发布考察报告。

中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剧烈的转型过程，非常重要的需求是，在当下的现实土壤中，政府是如何作为的，哪些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哪些不能让人满意。哪些企业会生存下去成为经济新引擎，哪些会成为僵尸一族，企业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曾经被认为非常重要的需求，成熟的企业并不认为是太大的问题，现实与设想之间总有着巨大的差距。

三天的考察，促使我们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政府手里掌握了大多数资源;

第二，地方政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得以前行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三，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企业转型需要新的制度供给，主要不是经济补偿、税收优惠等政策，简言之，从各个方面，他们需要安全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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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园区的成功经验：地下管网建成良心工程 地下管网建了六七年 却没有多少地面建筑。

虽然都属于发达地区，江浙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大政府与小政府，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官，似乎是两条路径的斗争，这种意识层面的争议没有太大价值，只要适合于当地，都能趟出一条宽阔大路。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在于规划的超前与稳定，一个规划一张蓝图，迄今为止已经使用了22年，避免了各种折腾，各种耗损，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几乎是个奇迹，1996年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参观时也对苏州市领导称赞其为“最羡慕的园区规划”。

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张蓝图基本用到底，原因有两点：

首先，规划层面上高端决策。苏州中新工业园区一直被作为全国的一个样板，在引进外资的热潮中有着风向标的作用，领导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一旦定下的规划就不可能轻易改变。整体改变规划风险太高、成本太大，这极大地降低了短期投机行为的风险，避免了由于地方政府换届导致的规划不确定性。



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翰.托马斯在《体制创新和制度转移的前途：新加坡制度在苏州的移植》一书中指出，苏州工业园区这种高层色彩架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摩擦在所难免。这种短期的架空是苏州的幸运，现在苏州很大一部分人承认规划的科学、前瞻，对于苏州中新工业园区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规划具有超前性，既有科学决策依据，又符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否则，蓝图将遭遇现实的挑战，导致无法实行。

1994年，中新工业园区在编制总体规划和各种详细规划上所投入的资金达3000万元人民币，当年整个苏州工业园区的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人民币。按照广义货币发行量来说，1994年的3000万不亚于现在的二十几个亿，做出这样的决策需要极大的勇气。

园区采用发达国家通行的办法，只有授权规划师可以审批各类规划申请，政府批准的规划必须公之于众。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项目，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领导班子换了，规划没变，园区现状与20年前的总体规划蓝图基本一致，形成不确定性风险最低的环境。



仅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得决心之大。工业园区六七年时间，地面几乎没有建筑，地下管网却花了大代价以最先进的理念铺设完毕，由此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以后地面建筑必须按照最先进的地下管网进行设计，不可能偏离太远。如果要追求短期政绩与GDP，绝不可能倾巨大财力在地面之下。

即使如此，新加坡方面也并不满意。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将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描述为“惩罚性试验”，他表示，“我们当初以为会讲华语，有相同的文化就行了，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双方工作方式的差异，新加坡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能随意变动，不像我们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 新加坡此后退出大股东的位置，虽然有金融海啸的原因，有园区迟迟无法赢利的原因，但与摩擦、争议的存在，恐怕不无关系。

直到现在，园区开发主体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以及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仍然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长期的坚持，以及各方利益的协调，现在看是不二法门。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付出的短期代价，今天看来都取得了成果。短期收益、GDP稳定与长期格局怎么协调，现在依然在一道坎横在地方政府的面前。苏州工业园区在新加坡方面的经验，与本土的GDP业绩之间艰难前行，试图取得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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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温州的小政府模式的市场化成功 而苏南的大政府模式也能取得成功？

中国的市场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权力部门领导下的市场化，这是由现实的约束与路径依赖所决定的。当市场化与政府主导资源的现实相撞击，最好的路径是，受到法律与精英约束下的权力运行，与在精英治理下的强政府下的市场发展。

市场化不是口号，是提高配置效率的手段。政府主导由两个层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中国权力部门掌握最多的资源，从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协调，到横向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没有权力部门是无法想像的。手握财政大权，手握土地租金，把钱撒到哪个行业，重点扶植什么行业，需要政府部门的拍板。如果当时没有最高层面拍板，不可能有苏州中新工业园区。



我手上有一本《2016年上半年苏州转型升级监测专报》，从宏观经济数据、能耗数据到食品安全，以及全国、江苏省和苏州市的人才计划落地情况尽在其中，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才未必是马云那样的真人才，政府掌握的资源与对全局的把控尽显其中。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个公司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笈。到目前为止，从各地的情况看，这一运作模式仍是根深蒂固的。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把中国县域经济竞争推崇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钥。他表示，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他肯定了政府的好处，反对意识形态化地高举市场至上，“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他认可中国基层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

之所以以县域作为分界线，是因为县级政府是土地出让的主体。土地出让意识着从县这一级开始，可以拥有大量地租，有了实现规划的财政抓手。

在中国制造业链条融入国际的关键阶段，聚焦于产业链的招商引资非常关键。上海边上的“小台湾”昆山，是个县级市，台商云集。昆山的朋友至今津津乐道于上世纪90年代招商时的“坑蒙拐骗”，通过信息锁定一个商人，直接到车站想方设法把人领走，到了昆山全方位介绍、全方位服务，直到商人动了心。商人飞香港给太太庆生，阳澄湖的大闸蟹先一步飞到了餐桌上。最后的结果是，商人不仅自己留在了昆山，还引入了上下游产业链。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但更多的是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故事。



如果地方政府欠缺长远眼光，或者斤斤计较于个体利益，如果按照现行行政边界划分进行产业布局，各个县都会形成一个个小而全的重复的经济模式，什么赚钱做什么，哪个项目大就争取哪个项目，完全没有市场优化配置这一说，市场无法筛选出当地的优势产业，只有对于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这将造成最大规模的重复建设。

产能方面的恶性竞争触目皆是，重化工业时期争上钢铁项目，争上石化项目，而后陷入转型迷雾之中，你做光伏我也做光伏，你做新能源车我也做新能源车，打着高科技的幌子申请一项又一项补贴，借银行的鸡孵自己的蛋，干的是中低端制造业高污染的事。如果一个地方产业以农业为主，庞大的人口绝大多数甚至没有受过高中教育，吸引不来外地人才，这样的地方做高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基本是个笑话。

产能过剩、产业布局不合理、行政边界断头路，都是地方政府画地为牢的结果。政府部门主导资源配置，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中新工业园区是个相对成功的模板，而浙江通过藏富于民的方式发展出市场，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同的地区文化环境、法治环境不同，经济发展路径大不相同。



政治主导下的市场化发展路径，向高效与公平的方向发展，需要两方面的约定。法治约定。严防超出游戏规则边界的竞争，将有毒废水排到沙漠中发展高污染产业，通过竞次获得短期收益的无底线行为，必须通过规则加以制止。

精英选择约定。政府部门的人必须是有远见懂实务的精英人士，更高层面的人必须是更高层的精英，具有更健全的大局意识、对于市场的同理心，以及相对人性的公平观念，在各方面之间取得均衡。很难想像一个糊涂的非精英组成的政府，能够善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精英治理的效率。最糟糕的是，竞次方式选出一些既无操守也无实战经验更不可能有同理心的人，这些人将会成为铁板一块的利益成员中的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法治市场发展的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