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成发达经济体，中国需做两件事

淘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重量级的官员们不断在谈论明斯基时刻、灰犀牛，等等，这些都是金融和经济层面的问题，真的可能发生吗？

金融危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重大的金融机构倒闭，这一般是因为资产价格下跌、债务危机等经济内部的问题导致。以前我说过，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可以进行一系列的问题调整。比如：银监会在年初的时候要求商业银行完善抵押物管理、更加注重债务人的还款能力；现在一些城市出售限价房，发售价格大幅低于周边二手房价格，这实际是降低房地产库存的手段，当房地产公司的库存被最大限度地消化之后，如果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导致房地产公司破产，就可以降低地产公司对商业银行形成的坏账拖累。这种方式，在股市中可以称呼为跌停板出货，对于后世的研判一般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很多城市集体采取这种跌停板出货的手段，就必须考虑背后是同一之手，而并不是这些房地产公司的个体行为（集体给每个购房人送一辆高级轿车，估计它们没这种慈悲心肠）。这本质上是保护商业银行；还比如：房地产去库存、供给测改革，大幅改善了地方ZF和国企的债务负担；再比如：媒体人已经开始谈论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明显可以降低财政支出的压力，等等。

所有的药害部门，都在努力化解自身的问题。由于全力集中，也基本都可以实现所要求的战略目的，也所以，中国很难出现所谓的明斯基时刻。

但是，明斯基时刻不会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灰犀牛式的危机，因为上述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只是转移了问题或债务，当私人部门承担过重的压力之后，就会导致失业问题和私人债务违约的问题，个人理解，这就是灰犀牛方式的问题。



中国正在努力向发达国家迈进，上述措施都是缓解自身问题的手段，但只是临时性的。如果欲进入发达国家，首先必须解决腐败问题，无论内部治理还是对外交往都是如此，因为腐败会让社会失去公平与正义，造成贫富差距恶化和社会的不稳定；其次就是要解决信用问题，这个信用不仅是个人信用，而是整体的信用，这是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

搜狐上曾经出现一篇报道（http://www.sohu.com/a/120159373_465376），很多中国制造在境外的销售价格低于甚至远低于国内的售价，虽然出口退税政策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无法造成如此大的价差，不可忽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文中是以登山鞋为例。小小的登山鞋，就是中国经济今天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信用成本实际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高的成本，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果要迈入发达国家，这是必须迈过去的坎



内外销为何出现如此大的价差？

第一，企业的商品售价，必须考虑财务成本。如果货款可以如期收回，不会产生坏账，售价就可以压低；相反，如果购货方随意拖欠货款或者形成坏账，也无法得到法制部门强有力的保护，就要重新计算财务费用和资金的风险损失，商品售价就必须提高。

一些企业之所以愿意压低价格外销，无非就是因为回收货款的时间有保证，资金的风险成本比较低。相反，国内的市场中，货款久拖不还，甚至需要营销人员多次当面催收才能归还，极大地增加了财务成本。

这种情形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型企业之中，也体现在运输、商业等所有类型的企业之中，当这些因素叠加不断累加之后，就带来了零售的高价格。

金融是一国经济之母，是血液。由于必须计算很高的资金风险溢价以便应对贷款损失和利息损失（过去数年，中国很多老板出现了跑路潮，在银行体系形成的坏账都要体现在这一因素之中），就必须提升贷款利率，加大利差以覆盖成本。当贷款利率提升之后，就提升率生产企业、运输企业、商业企业的运营成本，推升了所有商品的终端价格。

所以，商品价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个社会商品或货币运营过程中信用成本的高低。

第二，上述企业行为仅是一方面。对于通胀型经济体，ZF的投资行为是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手段。可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风险管理的作用就会弱化；也由于长期坚持基建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渐饱和，基建的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就会导致投资的低效率。当投资低效的时候，有些项目就会亏损甚至现金流无法覆盖利息支出（丹东港的债务问题是典型）。银行为了应对这种巨大的风险，就必须设置更高的资金风险溢价，推动了贷款利率的提升，进一步推升全社会所有终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第三，中国的税收体系和世界一样，都是明朗的。但是，当财政困难的时候，地方ZF就会给全力部门制定创收任务，比如：交警有罚款任务，等等。这些成本都会体现在商品经济的一系列运行过程中（运输成本仅仅是例子），最终推高的是商品价格。

电力、运输、能源等行业都有垄断现象，通过垄断地位实现垄断价格，这也是推高商品价格的方式。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征税”作用，与“交警罚款”属于类似的性质，“实际税赋”的提高，进一步推升商品价格。

这实际依旧是信用成本。我们知道，一国货币的信用高低，核心因素之一是取决于国家管理效率的高低。过多的部门起到实际征税的作用，就降低了管理效率和货币信用，在经济生活中形成更高的信用成本。

第四，宏观上，不可否认，本世纪以来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后的数年中，M2增速很高，这不仅推升了资产价格，提升了全社会所有企业的运行成本，带来终端商品价格的上升，同时，由于私人部门对于货币贬值预期比较强烈，就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求比较高的毛利，应对潜在的贬值损失。这体现的依旧是整体的信用成本。



现在，中国正在创建社会的征信体系，这是非常及时的。但降低全社会信用成本，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第一，一个社会整体信用度的提升，必须从国家的管理方式、货币发行、经济增长模式等多方面入手，自上而下的推动；第二，地方财政对资产价格的依赖性很严重，会想方设法地通过资产领域增收，可是，当私人部门的债务不断累积之后，一旦进入财务困局，就无法保持信用，只能被动违约。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

征信体系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必以人文建设为基础，通过ZF、企业和个人全方位推动，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国社会和经济重现活力。

用制度杜绝在内部和对外交往过程中的腐败，建立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就是中国欲迈入发达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中国开始打击腐败，也开始建立征信体系，但无论腐败治理方面还是降低信用成本方面，道路都极其漫长，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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