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土地财政属无奈，鼓吹则属无耻

淘金

      编者按：房地产虚火乱窜，土地财政有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过去多年，关于土地财政，我已经发表了诸多的看法。但最近又看到微信圈在传一篇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的文章，极力鼓吹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在2010年，我就写文章反驳过赵燕菁（原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的观点。赵燕菁在新的文章中补充了很多逻辑和论据，但我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也觉得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将我2010年的旧文重新在公号发布，以正视听。金融危机八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说明，正是因为对举债、信贷和土地财政上瘾般的依赖，才导致中国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尽管文章标题的确有人身攻击之嫌，提前在这里道歉了，只是想说明问题，内心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



      对于土地财政，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的观点的确很不一般，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某种意义上讲，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

      根据赵燕菁的逻辑，建立在土地国有上的垄断的一级市场是中国城市融资的“最大优势”“我们基于一级土地市场垄断的土地财政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成功也是前所未有的”他甚至认为：“为何发达国家这么担心中国而不担心印度？那是因为中国通过制度创新，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政府模式，而这个模式是他们所无法仿效的！”因此，他批评说，“我们的舆论、学者不去总结我们的模式，而是带着别人的眼镜，否定我们的成功，鼓动中央政府‘转变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通过煽动群众对与地方政府对立来为自己寻找道德立足点，不客气地讲，这是对民族和国家不负责任，这是在自毁长城！”为了进一步证明土地财政的历史合理性，这位局长甚至不惜拿出被历史公认血腥、野蛮的英国圈地运动和美国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事例予以佐证。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土地财政的情感，历来都存在着民间和学界诟病，而地方政府极其厚爱的事实，这并不奇怪。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深厚感情，并非公然溢于言表，而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藏在心里，像赵燕菁这样如此高度地对土地财政给予肯定和褒扬的，据笔者所知，官场并不多。但笔者担心地正是在赵燕菁公开为土地财政辩护的言论，被视为大多地方政府的共同心声，并被力挺，使得土地财政堂而皇之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赵燕菁的言论本身除了夸张和离奇，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但如果其言论被人利用，势必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和高层的决心。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和土地财政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正是由于当初在宏观税制设置上的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为了挖掘财源将眼光盯向了土地，使得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畸形地寄托在土地的收益上面。数据可以显示房改的10多年来，我们如何将中国经济、社会、民生与土地逐渐捆绑在一起：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土地有偿使用收入飞速增加，由507亿元上升至1.5万亿元。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3％上升至2008年的11％，其中，在房地产步入“疯狂”的2007年，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达到12150亿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15％,年均增长率39.5%，而在房地产最为疯狂的2009年，土地出让总价款比2008年增加了惊人的63.4％。

按照赵燕菁的逻辑，在土地收益年复一年暴增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应该日益改善才对，民生应该日益提高才是，地方的经济结构更应该日益合理才是，然而，实际情况呢。

首先看看地方财政，一方面是卖地收入的暴增，另一方面却是地方债务的日益沉重。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说法，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即使在中央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情况下，为了维持2008年已启动项目的资金链，地方融资平台将肯定将继续借贷，而借贷的抵押品就是土地。按照专家的估计，如果预计2011年贷款增长将回落至15%至17%的正常区间，届时，新增贷款或再达7.5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或将再添2.5万亿元。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5万亿元。而这些债务，唯一可靠的还款来源就是卖地，而即使按照09年的土地转让总收入，还清这些债务，免除利息，也需要整整10年的土地收入，而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几代人的土地储备都卖得一干二净，在无地可卖的情况下，只能走向名义上的破产财政。

其次，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财富分配更加畸形，土地财政的基本路径是：首先，通过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变相掠夺农民的财富，其次，通过极力维护高房价，继续掠夺大众的财富，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房地产本身完全成了抢夺居民财富的工具，甚至祖宗几代人的财富最后都集中在一套房子上面。现在的住房，掠夺居民的财富高达10多万亿，真正成了财富黑洞，并成为中国内需不振的最大的罪魁祸首。同时，土地财政本身导致的高房价还扩大了社会内部的贫富的严重分化，对社会和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在土地财政模式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畸形，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堕落成一个击鼓传花的财富游戏，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争先恐后进入房地产业，直接导致我们赖以发展的制造业日益萎缩，逐渐丧失竞争力，这将最终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最大的危险即在于此。一个经济体，如果大家都不做实业，不搞科研，不提高核心竞争力，而只玩虚拟资本和房地产，只追逐短期利润，只热衷炒作，最终的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丧失和经济的最终崩塌。

正因为如此，土地财政本身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一直可以循环下去的游戏，一旦土地储备枯竭，游戏终结，可怕的结果恐怕不仅仅是金融系统大量坏账的泛滥，更是产业结构的畸形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而这很显然，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是赵燕菁等人所言的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改变土地财政，不是自毁长城，而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的自救之举。中国形成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属无奈，但要是对土地财政歌功颂德则属于无耻。从世界经济变迁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尽管都曾经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粗放模式，但最终成为经济强国，靠的是技术和创新的进步，靠的是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而不是土地财政和高房价。